了近月才得以恢复。那位宁死护书的寒士，名叫孙传庭，乃是一位因言获罪的翰林学士。我将他送至最近的边陲小镇，留下些许银两丹药，便悄然离去。他并未问我的来历，我也未言明去向，只是在那临别的一揖之中，彼此都已明了，那份属于读书人的薪火之传，已然交接。 我没有再继续西行。 西北的苍凉与风骨，已尽数烙印于心。我转而南下，入蜀，过湘，再至岭南。这一路，我不再刻意寻访那些名山大川的藏书之所，而是将更多的目光，投向了那些散落于乡野阡陌的，最不起眼的“文字”。 我曾在川蜀的崇山峻岭之中，从一位老猎户的口中，记录下早已失传的百濮山歌；也曾在洞庭湖畔的渔村里，听一位说书的老者，弹着三弦，唱起那段关乎“君山银针”的古老传说。我甚至在岭南的市舶司，从那些远渡重洋而来的番商手中，...